1967年，美国经济学家威廉·鲍莫尔(WillianBaumol)在《非平衡增长的宏观经济学：城市危机剖析》这篇论文中提出一个经济模型。在几个关键假设条件下，鲍莫尔把宏观经济分为具有正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“进步部门”和不存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“停滞部门”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进步部门的劳动力成本将维持不变，而停滞部门的单位产品成本则不断上升。最终，经济整体的生产率增长出现下降甚至停滞，“鲍莫尔病”随之产生。
虽然鲍莫尔的理论模型假设过于简单，但解释了主要经济体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产业结构变迁及经济增长趋势。“鲍莫尔病”引起了人们的担忧，也成为每个国家都不能忽视的问题。
本质上看，“鲍莫尔病”反映的是产业部门的不均衡发展，但却足以警诫人们当下数字经济时代的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。
正如刘鹤所言，互联网不断拓展新边疆，已经对产业发展、经济结构、社会生活和国际格局产生深刻影响，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广阔新机遇，但其迅猛发展特别是无序扩张，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问题。
有目共睹的是，近些年，数字技术为各行各业带来的巨大活力和对创新的推动作用，在一定程度上，解决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高的“进步部门”和劳动生产率低的“停滞部门”之间的不平衡增长问题。但“鲍莫尔病”作用于实体经济和消费互联网之间的迹象越发明显，也同样不容忽视。
随着资金和人才大量涌入消费互联网，成本越来越高，泡沫越来越大，而以制造业为代表、亟须创新驱动的实体经济却面临“失血”，成长空间被严重挤压。
与此同时，数字技术产业内部的“鲍莫尔病”症状明显，头部企业基于技术和规模优势，发展飞速，而小企业发展空间狭小。
“进步部门”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支撑和未来希望，“停滞部门”则需要转型、升级、改造。但若缺乏规范和监管，技术与资本合流形成的“技术利维坦”将不断向其他相关行业拓展延伸，势必会出现垄断、窒息竞争，妨害包容性增长。
因此，依靠政府加强政策引导，用好各种数字经济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新商业模式，营造一个更公平发展的环境，才能让先行者更加肌体健康，让落后者找到成长路径，进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更有效配置，真正促进包容性增长，实现规范与发展并重。
刘鹤强调，中国宏观经济总体稳定，有经验和能力管控风险，发展前景十分光明，将坚定不移推动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，大力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，推动软件产业发展，持续完善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，坚持“两个毫不动摇”，支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，支持企业家创新创业，支持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健康发展。(刘艳)
